我思念年迈的双亲，思念曾一起长大的伙伴，思念村子里熟悉的乡亲们，思念陪同我一起度过童年的田野里的一草一木……

屯头村的记忆

屯头村位于河北省藁城市南部，是一个不算太小的村镇，现在人口已达6000多人。

我是1963年出生在屯头村，在村里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之后，就到外地念高中，上大学，然后工作。这样，我长大后在屯头村的日子便少得可怜。慢慢地，村里的许多往事渐渐淡出了自己的记忆。

然而，有些事，有些景，却一生难以忘却。这次，我小心地把它们一一捡起，逐个放进记忆的箱柜里。

古道·老窑·王莽沟

在屯头村的西北口，有一条往西北走向的古道，它直通5里之外的木连城村，再向西北走5里，便到了南营村。

这条古道，中间低，两边高，村里人称做老道沟。

听老辈人讲，过去，马车在沟里走，走道的和推车的在沟沿上行，各行其道，相安无事。但遇到两个马车对行时，因为老道沟太深了，马车是赶不上去的，要远远地找路口来避行，但也难免在远离路口的地方相遇了，这就需要一方的马车向后倒车，并且要倒很远的一段路，才能找到避车的地方。

我推测，这条老道沟，应该有很长的历史了。俗话说，“三百年的古道走成河”。我村的这条道沟，也是几百年的车马碾压、雨水冲泡形成的。

我五六岁时，这条老道沟还在的，我们一群小孩，经常到老道沟里去玩。后来，村里为了拓展农田，动员村民，挖土疙瘩，平坟头，也将这条闲置多年的老道沟给填了。老道沟两边的农田连在了一起，种上了庄稼。多年以后，当我在老道沟附近的庄稼地里拔草时，看到老道沟的遗迹上长的庄稼比它两边的分外高，象是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山梁。

这条通往木连城村的老道沟，其实也没全部被填平。在我村与木连城村农田分界的地方，保留了约300米，也是西北走向。老道沟的北侧，是木连城村的地，南侧，是我村的地，其中便有我的堂哥苏胜华家的责任田。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抽空去看一看这段老道沟的遗存。

在村子西南不远处，有一座老窑。这座窑很高大，在四邻八乡，烧砖的窑很多，但绝没有一座窑，能赶上它的雄伟、气魄。远远看去，宛然象一座小山。

这座窑，不知道是那年修成的，但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修窑时的那个场景，绝对是一群人肩扛手拉完成的，那么大的一座小山呀，那份辛苦，那份卓绝，怎不使我们后人万分感激！

也不知是那一年，在这座老窑的身体上，又挖出了一座小窑。这座窑便成了母子窑。当要烧少量砖时，便使用小窑。

在老窑的北侧，有一个水槽，水槽旁边长满了青苔，水槽的水是从西边不远处的一口水井里提前抽上来的。在老窑的顶部有一个两人摇的水车，水车的下部有一个长铁管直通窑下的水槽，通过一条带橡胶皮垫的铁链在铁管里自下而上的滑动，将窑下面的水提了上来，直接浇到烧红的砖垛上。这个过程叫阴砖，阴过的砖是蓝色的，不阴的是红色。

小时候，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在这里玩电影“南征北战”里抢占制高点的游戏，大家突然哄一声散开，就从四周往老窑顶上爬，一个个快得像猴儿，一缕烟地跑到窑顶，最先上去的几个，就喊“我们胜利了”。

站在窑顶，可以看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景。往东，看到绿树掩映下的房舍，及冉冉升腾的炊烟。近处，看到一片荒野里矗立着两块石碑，那就是我们神秘的 “大寺”遗址。回头，可以看到从西边蜿蜒穿过来的一条小河，流着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吐绿的杨柳，这就是我们的“王莽沟”。绿油油的麦田里，干活的人们，象是小人国里的木偶，隐隐可现。田间小路两旁，一长排高高的杨槐树，槐花飘香，沁人心脾。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过让人心碎的一幕。

暴日下，一长队背砖坯的人在向窑里送。只见他们弓着腰，淌着汗，背着沉重的砖坯，颤颤悠悠，一个近顶一个，沿着那条之字型的上窑道，向着窑顶爬着。

仔细看去，他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种青壮年干起来都吃力的危险活，为什么单独让一群老年人去干呢？

听大人讲，这些人都是村里的“四类分子”。解放前几辈人可能更辛苦、更持家一些，积攒的土地可能较多一些，土改时便定成了“地主”、“富农”的成份。因为年轻人还没分得土地，故都是年龄较大的老人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村干部把他们当牛马使，村里的苦活脏活危险活，全是他们的，还经常挨打挨骂，在太阳底下罚跪，而他们在村里都不敢大声说一句话。

还回到这座老窑上来吧。

大概到了八十年代，村子的南口有一个大池塘，村民觉得很不方便，村干部便决定将老窑的土挖来填池塘。听说动用了十几辆拖拉机，拉了整整一个月，才把一座老窑的土拉完了。

老窑不在了，南边不远处的“王莽沟”还依然在。

“王莽沟”是发源于石家庄西部太行山里的一条天然小河，在我村村南流过，往东走到不远的刘海庄村，便拐弯一直往南走，在赵县境内汇入其它河流了。

每到夏天，上游山里的水库便开始放水了。“王莽沟”里，河水清澈透亮，潺潺而流，我们一帮小孩在小河里嬉戏，扎猛子、摸小鱼。。。。河里流淌着孩子们不尽的童真童趣。玩水累了，便躺在河岸树阴下的草丛中，仿若在大人的臂弯里一样，那个时候感觉整个世界是寂静的，树上的知了的叫声也淡化了，蓝天、白云变得好美、好美。

为什么这条小河叫“王莽沟”呢？听村里的老人说，在西汉末年，兵荒马乱，后来当上皇帝的那个刘秀，当时他的起义队伍还不是很强大。王莽带领的政府军，在到处追杀他的队伍。

这天王莽带着人马追赶刘秀时，刘秀一人躲入了我村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善良的村民搭救后，把他装扮成了一个农家的儿子，拿着锄头在田间锄草，躲过了王莽的追杀。王莽不见了刘秀，大怒，骑着战马拖着一把马鞭在田野里狂奔，马鞭在田野里划了很长的一道沟，这道沟便是我村的“王莽沟”。

油坊·染坊·老碾坊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校舍，在村子的南口，是很小的一个小院，它的街对面，便是一家油坊。

我们上课念书时，当朗朗读书声停下时，便能传来对面油坊“嘿哟、嘿哟”的声音。这声音低沉有力而整齐，撩拨得我们这些孩童的心里痒痒的。当老师宣布下课后，我们便按捺不住，一起跑到对面油坊去看个究竟。

阴暗的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醇香，仙境一样，腾腾的热气直往脸上扑。屋子的中央，竖着一台像磨一样的榨油机。三四个赤膊的汉子，只穿一条短裤，躬起身子，围在榨油机两边吃力地推着，走一步就喊一声“嘿哟”。 当豆子般的汗珠从那些宽阔的脊梁上纷纷滚落时，清亮醇香的棉花油就从榨油机下无声地流出来，经过了长长的油槽，流到一口深埋在地下的黑瓷缸里。

这里的榨油汉子，我一个也不认识，一直到我长大了，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是村子南片的。

在我下学回家的路上，天天路过大队部的南院，这里便有一个染坊。里面有几个大缸，里面正浸泡着棉布和棉线。另外，还有一只大锅，染布师傅在下面烧着火，待锅里的水烧开了，便倒入适量的染料，搅拌均匀后，将棉布、棉线等一件件地往锅里扔，等到捞上来时，所有的棉布、棉线都染上了崭新的颜色。然后挂在院子外面的铁丝上，一片一片的，真实好看。

这里面有一个染布师傅，等我稍大后，知道是我的一个近门长辈，他就是苏英文叔。

屯头村，还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所，那就是苏新皂家的老碾坊。

老碾坊坐落在村中“十”字街往西走不远的大街北侧，是一个不太高的土房子。透过空空的窗口，见昏暗的碾坊里，中间盘着一个高出地面两尺高的石板碾盘，碾盘中间的柱子拖着一个石碾子，一架木制的风车静静地立在北墙边上。

小时候，我常常跟着大人到这里来磨面。先把要磨的麦子通过手摇风车除去轻的杂质和土坷拉，然后再上大碾子研磨。碾子是手推的，我常常是帮着推碾子的，但大人一边推碾子，还要一边用扫帚把已经碾开将要掉下去的麦子面清扫回碾子的中央，扫帚在清扫聚拢的同时起到翻转的作用，以便把面磨得更均匀些。那个木风车很庞大，是里面一个个传动轮在起作用，尽管是手摇的，但不需要很大力气，我们小孩都可以轻易摇动它。等把面磨好后，就开始收拾碾子了，用扫帚将碾子和碾盘上的面都扫得干干净净。

大队·学校·生产队

村子的大队部，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其位置至今没有任何变化，但其房舍有过几次改动。

自我记事起，村里开会和演节目的礼台坐落在大队院子的北端。没几年，便将这个礼台拆掉了，在原位置上，盖起了卫生所，而在院子的南侧，垒起了一个更大的礼台。

在礼台上，看见过晚上开批斗会的一场。一个村干部在喇叭里喊道：“村里的四类分子，都到台上来”。十几个“四类分子”，实际上是一群老年农民，低着头依次走上来，在礼台前面排成一排，自动地将腰弯下去，低下头。这时，走上来一个村干部，将他们头上戴着的羊肚手巾一一揪下来，摔在脚底下，一个个露出铮光瓦亮的光头。随后，村干部在喇叭里喊几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应时的话，便开始讲怎样割麦、怎样打场的农活安排。整个会开下来，也没听明白这些农活安排怎么碍得着这些所谓的 “四类分子”。

戏台的后面，矗立着一个高耸入云的电线竿，上面栓着三四个高音喇叭，广播室里有人一喊话，远在农田干活的人，也都听的一清二楚。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喇叭整天就播送毛主席语录啊，念着大家伙都听不清也听不懂的报纸啊，再就是播送那几个革命样板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村里的大喇叭有了一些改良，谁家丢了一头小猪，都可以在大喇叭上喊一喊。

屯头村的学校，虽然现在搬迁在村子的北口，盖起了教学楼，但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一直在村子的东北角靠里的地方。

学校中间有一条宽敞的南北过道，东西两侧，各有三排平房，每排房子有两个教室和一个教师办公室。学校的东侧，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上面立着两个篮球架。操场的北侧，摆放了三四台水泥做的乒乒球台。

当年，这所学校常常面临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源太多了，这就逼使一些班的学生不得不到校外找地方上学。我的小学一年级就是在村子南口一个油坊的对面上的。等我们初中毕业后，便把我们安排在村西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食堂里，上村里办的临时高中。

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是，我们那时候上学除了背一个书包之外，还总要带着一个小木凳，学校只提供课桌而不提供凳子。一张小木凳就那样每天伴随着我们上学、放学，年复一年。以至到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去想，都还是可以想象出当时我那张小木凳的模样，有三块厚木板钉在一起的，沉沉的。

学校所提供的课桌，其实就是一张木板架在了两个水泥台上，极其简陋。因为课桌没有抽屉，所有的书本都只能放于书包之中悬挂于课桌一侧。

当年的我们这些小学生，除了怕考试之外，还怕学校的钟声。

那口钟挂在学校南北过道旁边的一棵大杨树上。有一根细绳从上面挂下来，栓在树上，离地大概有成人那么高，低年级的孩子们不易抓着。

每到时间，我们的校长李洪宾老师就会走到钟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老坏表，看着表敲响钟声。敲钟的声音是很有讲究的：预备钟声是“铛……铛铛，铛……铛铛”；正式上课钟声是“铛铛铛，铛铛铛”，下课钟声则是“铛……铛……铛……”。这些声音的差别所给当时的我们带来的心理体验恐怕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当听到预备钟声我们还在路上时，我们便抱起书包和板凳，向学校里疯跑。

下面再说生产队。

我们村共分为二十四个生产队，东西南北四个片，每片六个队。我只将熟悉的西片六个队，做一下介绍。

第一生产队最早在村子西北很靠里的位置，即现在苏文刚家的位置。其它五个生产队在村子西口向农田走的路两旁，南侧依次为三队、四队，北侧依次为二队、五队、六队。

我家属于第三生产队。

在三队的队部，有一个大院子，北侧有一排房子，从东往西依次为饲养室、草料棚子及存放种子和化肥的仓库，院子的南侧有两个大猪圈，里面可能没曾养过猪，只是为了积肥。

我们这些学生，每年都要放两个农忙假，即麦假和秋收假。在这期间，我们便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时下大雨无法下地时，队里便组织大家在饲养室里开会。

饲养室的东侧是牲口棚，有两三个石头做的喂马槽，有几个牛、马、骡、驴，依次栓着，头朝西，在漫漫吃着草料。牲口棚和饲养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听会的人不耐烦了，便可看着这些牲口吃料。饲养室的北侧有一个大炕，上面铺着一块破苇席，苇席的一头，放着饲养员的被窝卷。开会的一部分人，便坐在这个大炕的炕头。

我对饲养室的记忆是一种特定的气味，那就是喂马槽里切碎的秸杆和青草的清香，煮熟的玉米和高粱的醇香，牛马粪飘来的涩涩的草味，夹杂着大人们劣质烟草散发出来的烟味，组成了饲养室里祥和、温馨、难忘的气息。

生产队里最大的一个官，便是政工员。政工员有派活的权力，他一句话，让谁干啥就得去干啥。

生产队的第二号人物便是生产队长，但生产队长多选干庄稼活的老手，象长工似的带头干。

生产队干活比较快乐，有说有笑，就是有点累。从春到冬，男女老少又是起五更，又是摸黑干，累个半死，队里的活却总也干不完。

土地联产承包后，生产队变成村民组，后来又把土地全部分到了各户。同一个生产队的，如今差距也大了，富的不少，家里有汽车，盖楼房。穷的也有，但那也是相对富的而言，比起生产队那会儿，都强了不是一倍两倍。

水车·辘轳·扁担桶

自我从小记事起，村里已经通电了。当时供电时间特别少，电动机可能也没普及下来，常常见到在菜圆里浇地的水车。

那是一架由大小几个齿轮组成的机械，一根碗口粗细的铁管伸至井底水面下，齿轮们带动长长的铁链环，不断从井口续下，再从铁管内提上来；而在铁链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个与铁管直径相当的橡胶皮垫，井水便是被它在管内从井底提上来。在整个装置的最上端，捆着一个长长的木杠，套在牲口后面，转圈儿拉动。这种机械在我们孩童看来，可谓神奇至极！

拉水车的牲口一般是牛，它会一边慢慢转圈儿拉水车一边反刍，咀动着的嘴巴里垂下长长的唾线，好像永远也嚼不完，也永远不知疲惫。

当我们几个小孩在田里玩耍，有人渴了，又没有牲口正拉着的水车，我们便来推水车。几个小孩叽叽嘎嘎地推动水车疯跑一阵，清凉的井水终于汩汩地流到了铁槽里，口渴的小孩赶快跑过去，爬在铁槽里喝两口，其他小孩还没赶上喝，水就停了，然后我们几个再推着跑。

后来，柴油机来到了村里，就看到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浇地了。当时的柴油机，声音特别大，震动的也特别厉害，用铁丝、绳子牢牢地栓在地上，否则的话，它真能在地上跑。

随着柴油机的普及，井里的水逐渐被抽深了，过了一年两年后，原来农田的水井都抽干了，便来了新式打井的机器，开始打更深的井了。

井深了，在地面上的水泵离井里水面的距离太长了，也不能抽上水来。人们又在水井的上面，挖了一个大井口的浅井，将水泵放在浅井里，连着水泵的水龙带放进深井里，柴油机和水泵之间用长长的皮带来传动。

农田里的井水抽深了，也殃及到村子里来了。

原来在我们村里，有不少人家，家里就有一口水井。

我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我很小的时候，院子的东侧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有一棵大柳树。

到了夏天，我父亲经常买回几个西瓜，用兜子盛着放进深深的水井里，泡一个时辰后，便捞上来，用一把长条的菜刀将西瓜切成几瓣。当时吃在口里的那个清甜，那个凉爽，深深记在心上。

可是，突然有一天，父亲用辘轳将水桶提上来后，桶里只盛着半桶水。父亲对家里人说，该淘井了。

父亲开始准备淘井的家当了。先将一个短把铁锹放进一个水桶，再用一根粗粗的井绳将它们提前放到井底，再将井绳牢牢地栓在旁边的大柳树身上，穿着一个短裤，上身披着一个麻袋片，腰里栓着一条麻绳，头上带着一个柳条帽，喝上一大口白酒，双手抓着井绳，两脚登在井壁的砖缝上，一个人便下去了。

过了老大一会，父亲气喘嘘嘘地抓着井绳爬了上来，坐在地上，缓了好长时间，才漫漫站起来，自己将井里的水桶提了上来，桶里装着一些砖头、沙子和淤泥，还有淘井时用的那把短铁锹。

记的当时，我父亲年年夏天都要下去淘井，年年都是他一个人，我至今搞不明白，为何不肯让其他人帮忙？

终于有一年，我家的井里再也淘不出水来了，水井旁边的老柳树也被锯掉了。父亲便把井上的辘轳架卸了下来，将井口周围挖了一个较深的坑，用了两块老柳树身上解下来的厚木板，铺在了井口上，上面填上了土。

从这天起，我家只有用扁担到外面挑水了。

在我家附近，仍然能出水的井已经很少了。只记得，在老一队的院子里，有一口较深的水井，井口旁边常常排着长长的一串水桶，人们排着队，依次用辘轳在井里提水。

当时，我的年龄还很小，是担不动两桶水的，但能担动两个空桶。下午我放学后，母亲便让我担着两个空桶，到井台边上排队去。等哥哥、姐姐他们从田里回来后，就来替我将水桶担回去。

麦田·猪菜·桃树苗

春天到了，“王莽沟”两岸的杨柳在吐绿，乡间小路边的槐花在飘香，漫野的绿苗，清爽的春风，漫天的舒适。

下午放学回家后，离吃晚饭时间尚早，我们几个伙伴，一人背一个柳条筐，拿着短镰，一溜小跑地到田野去挖猪菜。

我们都醉倒在大自然的怀抱了，晚风、麦苗、野花、小鸟，软软的泥土、松松的田埂。

路旁、小径、麦苗间，一棵棵猪菜，零星点缀。麻参菜、扎扎菜、老屡棵……叫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引得伙伴们你争我抢。跑着，跳着，寻找着，急急地蹲下，轻轻地割起，惊起群群小鸟飞过身旁。

大家争抢着割猪菜，是为了早早割满一筐，好完成向父母交差的“任务”。但在每个伙伴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期盼，那就是能寻找到麦田里野生的一棵桃树苗。

因为找到树苗的机会太少了，一年中，多少次出来挖猪菜，能遇到一次树苗的机会就不错了。

当时，一旦看到掩映在麦苗和猪菜之间野生的桃树苗，长着绿绿的长条叶子，立时兴奋无比，象发现了新大陆，立即惊叫到：“我找到桃树苗了！”

其他小伙伴，立即甩掉肩上的背筐，跑着围上来，守着桃树苗看个够，一个个羡慕不已。等大家情绪稳定后，便帮着一块挖桃树苗，用短镰小心地将桃树苗连着泥土，移到盛猪菜的筐里，带到家中栽上.。

年年挖猪菜，年年找桃树苗，但从来没见谁家的桃树苗长大过。

割麦·打场·夏日忙

夏天到了，麦子黄了。

大人们找出放了一年已经锈迹斑斑的一捆镰刀，一把把用磨刀石磨得铮亮，准备开镰了。

有的人想起去年割麦时的辛苦，现在就开始喊，我的腰已经开始疼了。

虽然是生产队的集体麦田，但为了提高割麦的效率，在给于较优厚的工分待遇条件下，将整个生产队的麦田，依照每家劳动人员的多少按麦垄数分下去。

我们一家人，都是在清凉的早晨去割麦的。这时候天气凉爽，加上父亲磨的镰刀锋利得很，我们割起麦来都很带劲，刷刷刷刷，一个劲儿地往前窜。一口气能割出老远。

中午，有家里人送饭。一直割麦到天黑，一家人才摸着黑回去。

每天最幸福的时候，便是干完所有的活，痛痛快快洗个凉水澡，满身疲惫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伸展着酸胳膊酸腿，真希望一觉睡到半晌午。可是第二天天蒙蒙亮，大人就喊我们起床了。说趁凉快赶紧去割剩下的麦子。

第二天割麦子，就与头一天的爽快劲大不一样了。腰也弯不下去了，胳膊也开始疼了。每个人都咬着牙，坚持割下去。

一镰一镰的，那些干熟干熟的麦子伴着我们的汗水倒下去。一排排的，发出一种沉重的叹息。

割到中午，开始捆麦子，用一束麦秸杆将麦子捆成一捆捆的麦捆，捆完一段后，我直起身来，擦擦滴在眼睛上边的汗，看到那麦地里蒸腾而起的氤氲的热气，给人一种很虚幻的感觉。我激凌凌地打个战，感觉自己背部热辣辣地疼。

麦子终于割完了。生产队派来马车开始拉麦捆，一车车地拉到打麦场里，堆成一座座的小山。

我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有两个打麦场，一个在村西南，一个在村西北。每年打麦子，生产队都分成两个组，各在一个打麦场，互相竞赛。而每一个组，又分成两个或三个班，轮班倒，脱麦机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

打麦场上热火朝天，脱麦机轰隆隆地震响着，周围有八、九个人在一起忙活着，两三位送麦捆的，一只手拖一个麦捆，一溜小跑地送到脱麦机跟前，有一位递麦捆的，将麦捆拿到台子上，解开麦捆，主续手便将麦捆送进脱麦机张开的大嘴中。大嘴里有两个互相咬和的滚轮，将这些麦捆吞进了肚里。

还有接麦粒的，推麦秸的，挑麦秸垛的，流水线作业，哪道工序跟不上都会误事。

我干过的活是挑麦秸垛。

这活初看不累，但膨松松的麦秸越打越多，麦垛越堆越高，要忙而不乱、始终清理的乾净利落，就不容易了。有时候一步跟不上，麦秸没挑完，又有新的麦秸推来，并且放的位置又远，让我一刻也不停地挑来挑去。

每年的打麦场，都是一场烟尘弥漫的战争，腰眼累成了俩铁蛋蛋，胳膊疼的抬不起，汗水合着灰尘往下流。这些苦和累都还无所谓，最让我至今都战栗的一幕，是脱麦机旁发生的一场事故。

有一次，我的哥哥苏庆林做主续手时，一不小心，右手的四个手指和麦杆一起被滚轮咬住，他一机灵，就用左手将电动机和滚轮之间的皮带抓住，电动机开始打滑空转，其他人趁机将电闸拉下。他的手指已经被吸到滚轮里面了，大家找来扳手，将其中的一个滚轮拆下来，他的流满血的手才被抽出来。

我的哥哥还是幸运的，当时没有流下任何伤残。而村子里出类似事故的其他人，便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有的人将半截胳膊卷了进去，最后到医院被截了肢。

后来，脱麦机进行了改进，在两个滚轮之前安装了传送带，也就不存在主续手了，几个人轮着往传送带上扔麦捆，这样就安全多了。

拔草·送粪·秋收累

初秋，玉米秸秆长成一人多高了，拔草的时节到了。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猪，一年四季，全靠秋天的青草，经晒干并磨成粉后，来喂养猪。

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下午放学后，便主动地背上柳条筐，一个人到很远的玉米地里拔草去了。

七八月份的天气是比较热的，玉米都漫过我的头了，我却不怕热、不怕累，钻进玉米地里，一干就干到天麻麻黑。玉米叶子划得胳膊和脸火辣辣的痛，但背着自己拔的满满一筐的青草，心理还是美孜孜的。

我家每年晒干后的青草都堆成高高的一垛，经一头猪一年的喂养后，还剩余好多。

玉米快熟了，学校也开始放秋收假了。

这时期，经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从村里向玉米地的地头送农家肥。

这一年，拉板车送粪的事，是我和二姐完成的。

二姐驾辕，我拉套，拉着满满一板车的农家肥，向五里之外的田里走去。

快到村西口时，遇到一个大上坡。二姐拉紧车套，我也拉紧绳套，一气猛跑，将车拉到了坡上。

一路上，迎着太阳的暴晒，二姐和我一句话都没说，默默地将车拉到了地头。

到地头后，赶快跑到树阴下，躺一会，缓过劲来，再慢慢卸车。

回村的路上，我坐在板车的车帮上，二姐拉着我，回去拉下一躺。

玉米完全熟了的时候，天已经热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一个个钻进风都泼不进的玉米地里，开始掰玉米棒。等我们从玉米地里走出来时，每个人都像在河里捞出来一样。

队里的晒场上，玉米棒堆成金山似的，过完秤就一麻袋一麻袋地分到家家户户去了。

掰完玉米棒，便开始割玉米秸。

秋收最苦的活还是刨玉米茬。每家分十几垄，拿着镢头刨。我家大人一般不让我干这活，但我有时逞强，非要干。我蹲在地上一点点地刨着，还没刨完几个田埂，手上便满是血泡了。

过后几天的日子里，特别是晚上，一家人一有得空，就围住一面大簸箩，剥玉米籽。先用一截装着木柄的头里扁扁尖尖的铁椎子，在玉米棒上犁开几道口子，然后两个手握住了玉米棒左右绞，玉米粒就从指缝间“索索索”地漏下了，直到只留下光光的玉米芯。这样剥玉米，一双手都磨得绯红绯红。无奈之间，借一支玉米芯握在手里代替了手掌，去擦动排排列列的玉米粒儿。

剥下来的玉米籽晒在我家平房的房顶上，一片金灿灿的。

夜欢·攻标·孩子头

冬天来了，田野静静的，燕子也飞回南方去了，寒风从村子的顶上刮过，老人早早的穿上了棉袄。

冬天的夜晚是我们孩童的黄金时间，当时很少有来电的时候，大人也无法安排小孩干什么，我们自然就获得了自由。

经常和我在一起玩的小孩，都是村子西北角一片的，其它片的小孩称我们是“小北国的”。

当时在靠近田野的地方，有很多新盖的房子，既没人住，也没上门窗，我们就在这些黑咕隆咚的新房子里，玩多人藏一人找的捉迷藏，并且把这个游戏整整玩了一个冬天。

我们还在老一队西侧的一片空地里，让输家一口气不间断地喊着“小--柳--树--刮--大--风----”而追着抓住一个人来替换自己的“追风”，把一个人的眼睛蒙住，其他人轻轻打一下，而猜猜是谁打的----“打瞎驴”。

白天玩的较多的是开坷拉仗----我们当地小孩叫“攻标”。

坷拉仗更象是打仗。两片的孩子，相约在一个地方，各寻掩体，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土坷拉打到对方去，并发出“攻！！攻！！”的嘶喊声，等对方顶不住了，就随即发起冲锋，追赶一段路，也就不再追击了。

由于打仗的急需，不管属于谁家的土坯，我们这些孩子摸的着的，一个个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变成打仗用的炸弹----土坷拉。往往一仗下来，这户人家的土坯便荡然无存。

胆小的孩子不敢直接参加时，就安排他们当配角——运送炸弹。

这种游戏创造了各片的孩子头，因为孩子头是这一片孩子召集兵力、运输土坷拉的组织者，是交战后勇猛地冲锋者，也是与对方交涉违反公约（如用砖块等投击对方）的谈判者。

村子西口有一帮孩子，战斗力很强。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头，年龄明显比我们大的多。每次战事，他就将狗皮帽子落下，将脸遮起，上身前胸栓一块大铁片，抱一大包土坷拉，低着头，弯着腰，喊着“攻！攻！”，边投边冲。他手下的其他小孩，跟在他的后面，也无所畏惧地冲了上来。

我们这片孩子，遇到西口的这帮孩子来攻时，抵抗一阵后，在我们孩子头的掩护下，便主动撤退了。

这种游戏到后来，发展的更具有危险性。

我们每个小孩都制作了一把弹弓，在孩子头的带领下，到池塘里挖回来半筐胶泥，用手搓成一个个圆圆的泥球，晾晒在平房的房顶上。过两天后，每人都往自己的衣服兜里塞满了泥球，带上弹弓，出去寻找有利的开战机会。

由于弹弓射的很远，当老远瞅见对方小孩的影子时，双方的射击就开始了。

当然，每次交战下来，双方都有壹俩个小伙伴头上起了包。其他小伙伴都一直陪着担心，等到天黑了，受伤的小伙伴才敢回家，其他小伙伴也才陆续回去。

我们“小北国的”这群小伙伴，都一直团结在孩子头的周围，如此相续了好多年，也都一起长大了。

媳妇·老汉·拉碌碡

冬闲时节，村子各片的乡亲们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舞狮子的，有打鼓的，而西片乡亲们玩的一种节目，叫“拉碌碡”。

“拉碌碡”这一民间花会在我村已流传久远，其渊源已不可考。

当有人将一个彩布做成的大碌碡，从一户人家拉出来时，我们一帮小孩便围了上来，在这个碌碡前后跑来跑去，一直跟到村边上的一个打麦场。

几名化装成社会滑稽人物的演员，伙拉着这个大碌碡，在鼓铙声中，在打麦场里面转着圈，边舞边唱。滑稽的舞姿，有趣的言词，时常引起大人、孩子们的大笑不止。

在“拉碌碡”的表演里，有这样几个人物：

一个老汉手拖犁地鞭，在后面赶碌碡；两个媳妇，在前面拉碌碡；另有一个挑担后生，挑着两个尿壶，一面走一面和拉碌碡的媳妇逗耍；一个老婆儿，称做“干叶她娘”，抱着一个布头做的叫“干叶”的孩子，跑前跑后，不时推开那个调戏媳妇的后生；一个当官模样的县太爷，身上套着一个圈椅，自己两手提着，跟着游行队伍走；一个师爷，在县太爷后面，拿着一根竹竿，不时地捅一捅县太爷的屁股，称做“捅窝杆的”，表达他经常替县太爷出坏主意。

这是一种民间舞蹈与数板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动作简练、风格古朴，虽有一些形象近似粗俗，但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赞扬，对油滑痞子和无耻官僚的讽刺。

“拉碌碡”的音乐为打击乐，乐队由大鼓、大锣、铙和水镣组成。打击乐浑厚粗犷的节奏与舞蹈欢快、风趣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乐舞融合，交相辉映，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高度统一的美感。

赶集·买炮·大过年

小的时候最喜欢过春节，那时寒假一到，回到家就感觉是要过年了。

腊月二十以后我村到处都象过年。杀猪的，磨豆腐的，大人们忙的不亦乐乎。到了腊月二十三四要扫房子，就把屋里的东西搬出来，用一个竹竿绑着的扫帚，将屋顶大梁、檩条、椽子上的灰尘扫下来，把整个屋子的圪旯角角都扫干净。

到了腊月二十五以后，全年只剩下最后一个集市了。当时我们那里集市很少，最近的集市---梅花镇，也有八里地之远。

赶集买年货的事，都是大人全包了。我们这些小孩，各自缠着自己的家长，要上一角两角钱，相约在一起，赶集去买炮。

我们蹦蹦跳跳地走在乡间小路上，向梅花镇走去。

当时去赶集的小孩里，还有一分钱都没要到手的。

快到梅花镇时，看到我村已经买上鞭炮的小孩，在往回走了。问他们一挂鞭炮多少钱，他们说，一角钱一挂。盘算着我手心里纂着的两角钱，可以买两挂鞭炮回去。

可是，到了炮市后，到处询问，都说小包装的鞭炮卖完了，只剩下两角五分一挂的大包装鞭炮了。我纂着那两角钱，含着泪花走回了村里。

当然，回家后，见到父亲早已买回了鞭炮和二踢脚。

年三十的下午，在自家供奉的神像前摆上供品，烧香，贴春联。扫一扫院子和大门外的路，再担回两桶水，在院子和路面上撒上水，以保持空气的清爽。

然后开始包水饺，晚上一家人坐一坐，吃点菜，喝点酒。

听到有人家开始放鞭炮了，自己赶紧地放下饭碗，跑到院子里，放完鞭炮，再回来吃饭。

初一早晨，天刚麻麻亮，哥哥就把我喊起来，带着我到各个长辈家去拜年。

我们村，至今还保留着这种纯朴的拜年方式---磕头。到大年初一这一天，不管是在屋子里，还是在大街的雪地上，只要见到辈分比自己大的长者，都要跪下磕头。

吃过早饭后，便到村外去上坟祭祖。

初二、初三，一般是到舅舅家走亲戚，和接待外面来的亲戚。

没有我们小孩的事时，我们便自己玩。

记得小时候玩的最多的是陀螺。

陀螺是大人用一段短木，把一头削尖，再用锔子将多余的一段木头锯掉。枣木的是上乘，木头实沉，重心低，转起来稳呀。底端最尖处楔进一个小钢珠，这有利于定点旋转。

春夏秋三季不能玩陀螺，地面松软。只有冬天，冰冻三尺，地面梆梆硬，陀螺才能转起来。

找来母亲纳鞋底的粗棉线，一头用牙叼着，另一头一环一环套着，编出一段一尺多长的小鞭鞘，尾巴留段头，另一端栓在一个短木棍上，一个打陀螺的小鞭子便做成了。

打陀螺时，将鞭子夹在腋下，两腿叉开，两手捏着陀螺使劲向地上一转，陀螺便遥遥晃晃地在地面上转了起来。此时，赶紧从腋下抽出鞭子，轻轻地向陀螺抽去，陀螺便稳稳当当地转了起来。

正月初十过后，在大队部的礼台上，有村里请来说评书的。孩子们听不懂台上的评书，只是在大人群里钻来钻去，或者注意到那些站在外面卖气球等小玩艺的，以及卖糖葫芦、甘蔗、糖疙瘩、糖稀等小吃的。如果小孩一旦走上前去看一看，小贩便连哄带蒙，非得把孩子们小手里攥得紧紧的刚刚得到的一毛两毛的压岁钱给抠出来不可！

过完正月十五后，我们小学校便又开学了，我们的大年也算过完了。

宫灯·小康·富裕路

随着我们这帮孩子的长大,村子里的景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我到外省上大学的年月，听说村子东片的几个老人，将多年扔下来的做宫灯的技术，又捡了回来。他们偷偷地扎起宫灯，偷偷地到附近集市上去卖，很怕被公家当资本主义尾巴来揪了。

后来见平安无事，几个老伙伴，在李洛硕的积极倡导下，便公开扎起宫灯来了。

谁想到，这一扎竟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慢慢都扎了起来。

现在，村子里1300多户人家，近千户扎宫灯，近200户围绕宫灯跑运输，经销原材料。现已形成系列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村子里95％以上的农户从事宫灯生产经营， 成为“大江南北独一村”－－宫灯生产专业村。宫灯品种也由传统的“一团和气灯”、“哈哈二仙灯”、“三阳开泰灯”等10种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品种。村子里的宫灯不仅红遍了全国各地，还飘洋过海，“挂”到了俄罗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目前，我村年产宫灯5000多万对，产值1亿多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村人均纯收入达3000多元。

学子·思乡·遥遥祝

每每回到屯头村，总是想到村外的庄稼地里去看一看，走一走。

村内的房舍和街景，随着村里人的富裕，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但村外的漫漫田野，比以前更安静、更惆怅。

当我走过那些熟悉的小径、荒芜的田头、废弃的道沟时，我的那颗拳拳之心仿佛被扎了一样。因为这里埋藏着我的家人、我的儿时伙伴、我的醇厚的乡亲们多年的苦难和欢乐。

这次，我来到了大西北出差。

晚上，受孤独压迫得睡不着觉。我穿上衣服，带上门，走向黑暗的旷野中。

这时，有一股说不清的酸楚，肆无忌惮地向我涌来，缠绕着我，让我无法呼吸。

那是一股牵心挂肺的思念之情啊！

我思念年迈的双亲，思念曾一起长大的伙伴，思念村子里熟悉的乡亲们，思念陪同我一起度过童年的田野里的一草一木……

屯头村，您是行色匆匆的学子远在天边心存的一份思念，您是久居客地的儿女归去来兮的港湾，您是不能尽孝的游子时刻牵动的一根神经。

屯头村，您是我漂泊一生灵魂的最终归宿。

苏庆申于2006年7月20日完稿于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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